很多人对于国家公园的认识都源自美国的黄石国家公园，也或许正是一种这样的开始，国家公园在大家的印象里似乎只是一片辽阔无边的荒野，自然美景与野生动物自在生活。

近期，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长城、大运河、长征国家文化公园建设方案》（以下简称《方案》），明确提出将在2023年建成三大国家文化公园。有关国家文化公园的讨论再次成为大众热议的焦点。国家文化公园究竟是什么？未来的长城、大运河、长征国家文化公园将如何建设？它们与我国即将在2020年正式设立的一批国家公园有哪些不同？

美国国家公园之父约翰·缪尔曾说：“国家公园不仅是森林及河流的源泉，更是生命的源泉。”

01.一个外来概念

依旧回到世界上第一个国家公园——黄石国家公园。1872年，当时还没有现代旅游业，更没有环保主义思潮，这些我们自认为会是国家公园诞生初衷的理由都不存在，美国人当时怎么就会想起来要创造一个黄石公园出来呢？事实上，美国人当时只是出于保护荒野的目的，而文化和审美的自觉是其根本诱因。

时至今日，美国国家公园80%的土地实际上是荒野面积辽阔的荒野里不仅有壮美的风景与多样的生物种群，其中不少荒野都保留了拓荒时期的历史遗迹。一个个国家公园就好像是孕育美国文明的襁褓，它们是森林及河流的源泉，更是一个国家历史与文明的摇篮。

既美国之后，世界上的其他很多国家也很快意识到了国家公园对于一个国家自然生态、人文历史保护与传承的重要意义，纷纷开始效仿前者，相继建成了形式多样的国家公园。现在，全世界已有一百多个国家实行了国家公园制度。根据世界自然保护联盟的数据，2006年全世界满足其标准的国家公园一共有6555家。

在中国，建立国家公园的探索已经走了很长的一段路。早在1956年， 在陈焕镛等科学家的倡导和提议下，我国首个自然保护区——鼎湖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就在广东肇庆建立了。截止2017年底，我国已经设立了469处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自然保护区作为一种中国特色的“国家公园”在保护国家生态文明上起到了不可估量的作用。

自然保护区的迅速增多，立法、管理机制和管理人才等方面存在漏洞也日益明显地显露出来，设立自然保护区的初衷也越来越多地被忽视，国家公园在已有折扣的基础上再次被打了一个很大的折扣。

02.从试点到样板

国家公园作为一个完整的概念在国内被落实是在2016年，那一年，中国首个国家公园——三江源国家公园在青海落地。试点国家公园，既有不足自然保护区的不足，更是对“国家公园”概念本身的一种补足。为了更好推进试点，当时国家发改委和美国保尔森基金会签署《关于中国国家公园体制建设合作的框架协议》，启动为期3年的中国国家公园体制建设合作。

三年过去了，国家公园的10个试点取得了意想不到的成功，这其中既有借鉴他国先进经验的作用，也少不了我国自己在立法、管理和运营上的自我探索。就拿三江源国家公园与黄石国家公园对比来说，同样是处在自然条件较为恶劣的地区，三江源地区不可避免地要处理好人们日常生活和自然环境保护的关系，黄石公园内则几乎看不到任何常住居民。

2020年，我国将正式建成首批国家公园。

试点的经验和教训为严格意义上的国家公园建设给予的可供借鉴的东西，到了2019年，我国才有自信和能力提出包括长城、大运河和长征在内的三大国家文化公园建设。

很多人会注意到，三大国家文化公园的规划和建设强化了“文化”的要素，这一点在传统意义上的国家公园建设上是不多见的，这其中很大的原因就在于，这三大国家文化公园无论是在地域范围，还是角色定位上，都与文化紧密相连。

《方案》中提到，长城国家文化公园将包括战国、秦、汉长城，北魏、北齐、隋、唐、五代、宋、西夏、辽具备长城特征的防御体系，金界壕，明长城。涉及北京、天津、河北、山西、内蒙古、辽宁、吉林、黑龙江、山东、河南、陕西、甘肃、青海、宁夏、新疆15个省区市。

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则包括京杭大运河、隋唐大运河、浙东运河3个部分，通惠河、北运河、南运河、会通河、中（运）河、淮扬运河、江南运河、浙东运河、永济渠（卫河）、通济渠（汴河）10个河段。涉及北京、天津、河北、江苏、浙江、安徽、山东、河南8个省市。

长征国家文化公园以中国工农红军一方面军（中央红军）长征线路为主，兼顾红二、四方面军和红二十五军长征线路。涉及福建、江西、河南、湖北、湖南、广东、广西、重庆、四川、贵州、云南、陕西、甘肃、青海、宁夏15个省区市。

在地域上，它们几乎延伸到了我国的四面八方，势必要跟公园范围内人们的日常生活相交织，长城内外，运河两岸，长征沿线，无一不是人们生活的重要区域。

在角色定位上，这次国家文化公园的建设打破了人们对“国家公园”这一概念传统的认识，它不再局限于自然保护与旅游开展，更是将文化的保护与传承作为其中重要的一环加以凸显。这其中尤以长征国家文化公园的建设最为明显，长征精神势必会成为长征国家文化公园的文化精髓，它将原本看似散落在长征路途中的点和线以“公园”这样一个面的状态呈现出来并加以保护，更容易被作为国家文化的一部分被传递到其他国家。

03.文旅融合于自然

自从2018年3月，国务院组织改革方案中宣布将组建文化和旅游部开始，文旅融合就不断没有离开过大众的视野，也成为了这一年多以来的一个热议的话题。对于“诗”和“远方”到底该如何走到一起，各种探索也是不断。

此次三大国家文化公园的建设，被很多业内专家解读成“国家+文化+公园”，是一种文旅融合在国家层面上的大规模实践。北京交通大学现代旅游开展研究院院长张辉在接受有关媒体的采访时说，从文旅融合角度来看，《方案》是一个标志性事件。

国家文化公园建设，不仅对传承中华文化基因具有重要意义，同时对于构建文旅融合体系具有重要示范意义。长城、运河和长征三大国家文化公园，地域广泛、主题鲜明，为文旅融合给予广阔开展空间、创造了实践基地。国家文化公园建设方案的落地与实施，将进一步强化我国在世界文化和旅游领域的突出地位，有助于我国旅游高质量开展。

此外，在三大文化公园的建设过程中，国家还将大力推进保护传承工程，推进研究发掘工程，不断推进环境配套工程。

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旅游研究室主任戴学锋也谈到，国家文化公园建设将给文化产业化开展给予很好的载体，既有利于文物和文化资源保护传承，也有利于文物和文化资源与市场对接；将给旅游业开展增添更多文化内涵，长城、大运河和长征所蕴含的深厚文化积淀将随着国家文化公园建设，更加深入地融入旅游之中、走进游客心里；将为保护前提下合理利用文物和文化资源给予制度借鉴，国家文化公园是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制度的有益探索。

三大国家文化公园的建设涉及大范围地域内普通人的日常生活，文化丰富与多元性也异常明显，国家文化公园在建设过程和日后的管理中，如何实现自然资源、民族文化与经济开展之间协调是关键，文旅融合是在自然资源开发与保护的基础上的一种互动与共生，文化赋予旅游更多开展动力与内涵，旅游的开展也会让文化得到更加广泛的传播，为文化的继续开展给予物质基础。

04.那些明星国家公园

1832年，美国画家乔治·卡特琳第一次提出设立“能够展现原始自然之美的国家公园”的设想。现在，美国拥有4000多个大大小小的国家公园，总面积超过35万平方公里，它们在自然、历史、文化和旅游等方面各有侧重，其中最为大家所熟知的就是黄石公园了。

跟美国一样，世界上其他国家也有很多声名在外的国家公园，像一颗颗明珠镶嵌在大地上，传递着保护自然的重要性，也向人们讲述着祖先们遗留下来的丰厚文化底蕴。在我们国家大力召开国家文化公园建设之际，不妨看看这些“明星国家公园”，看看它们是如何建成、保护与开发的。

法律保护下的自然野性

从第一个国家公园诞生到遍布全境，美国国家公园建设经验有很多可以借鉴的地方，其中最为明显的一点就是——立法。其中大家熟知的黄石公园就是依法设立的，1872年，《黄石公园法》的颁布标志着世界上第一个国家公园的诞生，它宣布“为了人民的利益与愉悦”将黄石河源头地区保留为“公园或娱乐地”。

此后，在国家公园建设与保护、开发等方面，美国顺利获得了一系列政策和法律。现在，美国已经形成了以美国国家公园管理局为主导，《历史遗迹保护法》、《公园、风景路和休闲地法》、《国家游径系统法》、《原生景观河流法》等法律为保护开发依据的国家公园管理体系。

基于游客体验开发旅游产品

国家公园的建设和管理需要投入大量资金支持，这就需要充分考虑如何让公园吸引更多旅游者，以便其自身实现可持续开展。在这方面，新西兰探索出了很好的道路。

新西兰国家公园旅游是国家公园运转，甚至国家收入中非常重要的一部分，面对竞争激烈的国际环境，新西兰在旅游规划和旅游实际操作中都非常注重游客体验。根据新西兰政府旅游研究调查，有近50%的游客表示将会重游新西兰。

拿新西兰的亚伯塔斯曼国家公园来说，公园旅游产品都经过精心设计，体不同区域的特色，并保持大自然本色，尽量让游客返回那片宁静的国家公园世界。公园内分三区域开发设计：海岸步行道，步行中感受大自然；公园内部，让你完全进入未开发的自然环境；近海岛屿，与清澈的海水近距离接触。在文化体验上，2004年新西兰国家旅游部多次强调了毛利文化对于提高该国旅游产品的价值及其国际市场竞争力所具有的重要地位。

生物链的完整保护

交通条件不断改善，让原本只有少数人才能到达的东非大草原成为旅行爱好者的一个重要目的地，塞伦盖蒂国家公园往往会成为东非之行的首选。它位于东非大裂谷西部，有着300多万只大型哺乳动物的巨大生态系统，植被以开阔草原型植物为主，但在严重干旱时几乎全部变为沙漠。

辽阔的草原和数量众多的动物是塞伦盖蒂国家公园的重要资源，在如何保护这些自然资源上，当地政府和其他相关组织需要付出巨大的努力。以黑犀牛为例，上个世纪时，塞伦盖蒂草原上生活着上千头黑犀牛。人们迷信犀牛角的药物功效，伴随着旅游开发，来自一些亚洲国家的旺盛需求被转移到这片草原，黑犀牛的种群数量急剧下降。到1995年黑犀牛保育项目启动时，塞伦盖蒂内的黑犀牛只剩三头，一公两母。

在国际野生动物保护的呼吁和帮助下，坦桑尼亚国家公园管理局启动了开始了黑犀牛种群的恢复工作。工作人员将三头黑犀牛的尖角割开，安装进去一个微型无线电跟踪器，顺利获得接收信号，实施24小时监控。巡护员们也会每天跟踪犀牛的行踪，一旦发现它们越过塞伦盖蒂的边境，进入人类聚居地，就会立即开车将它们驱赶回来。同时，为每一头犀牛建立档案，详细记录它们的身高、体重、出生时间、健康指数、进食量、发现地点、发情时间、产崽时间等。

在各方的不懈努力下，黑犀牛的数量已经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恢复，但是距离摆脱灭绝厄运，仍然有很大距离。

如何在保持公园内部生态平衡与旅游开发之间寻求一个平衡成为摆在很多类似公园管理者面前的一个难题。

国家文化公园在规划和建设方案中公园的文化属性摆在非常重要的位置，更加凸显了中华文化的引领和指导作用。它们的建成必将对我国的文化建设与传承起到助推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