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①：康复师用红隼形状的手偶喂食雏鸟。
　　北京猛禽救助中心供图
　　图②：毛脚鵟。
　　施文俊摄
　　图③：白腹鹞。
　　许哲浩摄
　　图④：凤头蜂鹰。
　　林 毅摄
　　图⑤：志愿者们在百望山调查猛禽迁徙。
　　北京迁徙猛禽监测项目供图
　　图⑥：短趾雕。
　　孟令旸摄
　　图⑦：金雕。
　　张 鹏摄
　　图⑧：康复师将康复的雕鸮放归野外。
　　北京猛禽救助中心供图

　　北京西北方向，百望山。10月16日一早，秋雨淅淅沥沥，山上起了风，几乎没有游人。主峰山顶的望京楼上，北京迁徙猛禽监测项目调查员沙菲的对讲机里传来同伴何方方的声音：“刚跟雀鹰打架的那3只乌鸦又出现了。”

　　闲聊时，两人说起昨天公布的新发现都有些兴奋——1只草原鹞，这是监测项目在百望山记录的第38种猛禽。过去100多年间，草原鹞在北京出现的记录屈指可数。

　　猛禽是鹰、隼、鹞、雕、鸢、鸮等凶猛的掠食性鸟类的统称。它们拥有锐利的爪、钩形的喙、敏锐的视力和强劲的翅膀，是天空中的顶级猎手。

　　放眼世界，在超大城市中，北京拥有一个得天独厚的自然优势。它位于东亚—澳大利西亚的候鸟迁飞通道上，这是世界范围内一条猛禽迁徙的重要通道，每年春秋两季，数以万计的猛禽会在迁徙途中路过北京，在群山阻挡形成的上升气流中短暂休憩。

　　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北京师范大学科学生命学院教授、北京猛禽救助中心执行主任邓文洪说，像北京这样常住人口超过2000万的大都市，“有猛禽迁飞的非常罕见”。

　　猛禽在自然界数量相对稀少，但在维持生态系统的平衡中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在中国，所有猛禽都是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在北京，每年的猛禽迁徙季节，都会有一群人用爱与时间守护着这群来自天空的使者。

　　选择百望山，上万猛禽在这里经停

　　百望山是北京监测猛禽的最佳地点。作为太行山余脉，百望山是太行山延伸到华北平原最东端的山峰，素有“太行前哨第一峰”之名。其名字由来也与位置有关，明代《长安夜话》记载：“百望山南阻西湖，北通燕平。背而去者，百里犹见其峰，故曰‘百望’。”

　　邓文洪说，百望山是猛禽长途迁徙的重要停经点。他解释，北京和天津共处于海河平原，季风吹到这里时，会被位于北京西部和北部的太行山余脉挡住，气流自然而然地向上托，适合猛禽借助气流翱翔，非常节省体力。

　　当然，猛禽迁徙通道很宽，在北京，除了百望山之外，西山、十三陵等地也零星可见它们的身影。

　　数据显示，在百望山能够观测的猛禽种类，已经占到北京猛禽种类的70%多。在北京市园林绿化局公布的候鸟迁飞栖息地中，百望山是猛禽迁飞通道重要栖息地。

　　秋天出现在这里的猛禽，大多是从西伯利亚、东北、内蒙古等地出发，到华南、西南、东南亚等地越冬的。到了春天，它们又会一路向北，到北方进行繁殖。

　　站在百望山望京楼前，沙菲指向眼前连绵的山脉：“猛禽喜欢沿着山迁徙，这里几乎每一座山峰，都是我们常去的观察点，比如西南处的望乡亭又叫秋点，南边的木平台，还有黑山头或者叫春点……”

　　山的另一侧，是伸向地平线的北京城区。在百望山可以俯瞰城区，而当猛禽迁飞时，也是在高空俯瞰着北京。在这座城市中，人与鸟类等野生动物，共享着生存的空间。

　　10月16日这天，因为下雨的缘故，整个上午，除了乌鸦、喜鹊等本地鸟类之外，几乎没有什么新发现。“这是常有的事，今天既有雨又有雾，对于猛禽来说，这两个因素都非常危险，会让它们决定暂时不飞。”沙菲告诉记者。

　　不过，两人依然决定在凄风冷雨中坚守。这一天，到下午雨停时，才等来30只普通鵟、2只红脚隼。收工结束时，已是下午3点多。

　　即便这一天收获寥寥，两人的对话里，也充斥着观察的快乐——

　　“我发现一群猛禽飞过去，会叫的也就一两只，可它一叫，整个队伍立刻改变方向，它们有自己能听懂的语言。”

　　“有分析说，猛禽比较在乎前后距离，左右可以靠得近点儿没关系，跟人开车一样。”

　　由于风雨交加，这一周迁徙猛禽数量明显下降，只记录到了1597只，其中包括19种，分别是普通鵟、雀鹰、苍鹰、日本松雀鹰、凤头蜂鹰、松雀鹰、黑鸢、黑翅鸢、白腹鹞、白尾鹞、红隼、红脚隼、灰背隼、燕隼、游隼、乌雕、金雕、蛇雕、白肩雕等。

　　不过，天气好的日子里，北京春秋两季猛禽迁徙经常出现非常壮观的景象。在调查员记录中，今年已经出现多个“千猛日”——单日猛禽超过1000只。其中，5月13日记录到的猛禽超过2500只。

　　对调查员们来说，“千猛日”堪称长期坚持之后的“福利”。在晴朗的天空中，猛禽绕转盘旋形成较大的“鹰柱”，并不断飞行到一定高度，然后它们会顺着气流列队滑翔，像一条河流在天空中缓缓流淌，这一景象被称为“鹰河”。

　　城市与猛禽，构成天地间一幅美好的画面。

　　走向专业化，以科学调查探索迁徙规律

　　“猛禽有很独特的魅力，我们最初观察它们，源自朴素的好奇心。”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自然之友野鸟会会长、北京迁徙猛禽监测项目负责人张鹏说，在北京，最初是几个鸟友注意到百望山有大量猛禽迁徙，于是开始零零散散地观察。

　　在北京出现自发的“观猛”活动或许并非偶然。数据显示，中国共有猛禽99种，而北京记录到了52种，超过一半。

　　2012年，由资深鸟类爱好者宋晔和自然之友野鸟会共同发起，这个猛禽野外调查项目开始运行，张鹏就是从那时起加入的。他起初跟着宋晔学习，又在经年累月的观测中，不断积累着观察和研究的经验。

　　从2013年起，项目储备了一定数量的志愿者，开始做到每年春秋两季的调查时段全覆盖，并不断延续到今天。在秋季，调查从8月23日持续到11月3日；在春季，调查从3月23日持续到6月3日。

　　张鹏介绍，如今这一项目每年都有三四十名志愿者参加，每天安排三四名志愿者，按照每天8小时、每周7天的频率，近乎全时段对昼行性猛禽进行监测。

　　这项调查也从当初朴素的好奇，变成了严肃的科学调查。张鹏告诉记者，他们希望在经年累月监测中，摸清猛禽的迁徙规律和种群数量变化情况，为科学地保护这些野生动物给予重要的基础数据。

　　这是一份很考验体力的工作。就在10月16日这天的阴雨中，志愿者何方方中午吃了个泡面，沙菲吃了一块巧克力。风餐露宿是每个调查员的常态。

　　这也是一件非常考验眼力的工作。由于猛禽飞得高，出现在天空中的往往只是个黑点，在高倍望远镜、长焦距相机中，也常常不那么清晰。

　　比如新发现的草原鹞。这只猛禽10月7日下午出现在百望山附近，但站在木平台的监测员很难看清它，甚至请一众鸟友共同观察都没有确定。恰逢此时，志愿者刘文利在下山回家路上，习惯性回头看时，发现一只鵟、一只鹞从望京楼向西南飞去，他随手拍了两张照片。

　　即便如此，刘文利也是10月15日整理照片时，才发现这只鹞可能是草原鹞。他发到项目群里，经过大家共同辨认才确认。此时，已过去一周多。

　　从2020年起，这一项目启动了对调查员的培训，到今年已经是第六期。培训非常严格，今年有75人报名，其中15人取得资格，张鹏估计，最终只有大约一半能顺利获得考核。

　　每年的培训，学员都要用两三个月时间，把北京常见、可见的猛禽做相对系统的学习。而且，一旦顺利获得考核，学员需要至少参与项目志愿工作不少于两年，每年按要求完成调查不少于10次。

　　“我们做的是严谨的科学调查，参与者既要有足够多的知识，也要有足够强的识别能力。所以，我们今年才能发现两种新的猛禽。”张鹏告诉记者。除了这次发现的草原鹞，今年5月15日，项目还记录到了召开以来的第37种猛禽——国内罕见的棕腹隼雕，这也是北京鸟类新记录。

　　这些记录，正在成为学界研究的资料。

　　作为猛禽专家，邓文洪对百望山也非常熟悉。从2014年开始，他带着团队陆续在在百望山进行了四年猛禽迁徙监测。这些年，他和学生们断断续续积累了不少数据。

　　从今年开始，邓文洪团队和自然之友野鸟会团队正式召开合作，将对多年来北京迁徙猛禽监测项目的数据进行分析。

　　“对于有些猛禽，比如凤头蜂鹰、普通鵟等的迁徙规律，我们已经基本掌握，每年都差不多。但是，还有更多猛禽的情况我们需要探索。”邓文洪说，等双方数据结合起来后，或许会发现更多有价值的规律。

　　救好一多半，帮数千只猛禽重返天空

　　北京师范大学校园内，穿过一片“生物多样性示范区”，推开一扇简易的栅栏门，就到了北京猛禽救助中心。从2001年创建至今，每到猛禽迁徙季节，这里就会更加忙碌起来。

　　在这个由北京师范大学和国际爱护动物基金会联合创建的专业猛禽救助组织里，常年都有猛禽“病号”。可以精确到2克的体重秤、呼吸麻醉剂、X光机、手术台、恒温箱……邓文洪介绍，这里有全国范围内先进的救助理念和技术，也是亚洲范围内最专业的猛禽救助组织之一。

　　“对于每只送来的猛禽，我们都会进行详细的入院检查，称体重、验血，如有必要会拍X光片等，为它们设立病历档案，根据它们的健康状况确定治疗和康复方案。”北京猛禽救助中心主管郑智珊介绍，“我们秉持科学的救助方法、一流的动物福利标准救助猛禽。”

　　比如，鸟类的骨壁很薄、骨头中空，在野外一旦骨折，很难再有机会重返天空，但在这里，康复师可以为有需要的猛禽打骨针，进行必要的骨折修复术，很多猛禽因此重获新生。

　　对猛禽的爱，尽在细节中。

　　“猛禽幼鸟对于喂食者会产生亲切感，但我们不希望它们认出我们的人类形象，产生错误的印痕行为，放归野外后见到人类不躲避了。”她拿起那只金雕头手偶说。

　　桌子上，摆了一排从大到小的模拟猛禽手偶。“后来又考虑到，中心接到最多的是红隼和小鸮的宝宝，于是，我们同事用镊子和软陶做了几种常见猛禽的喂食手偶，包括红隼、小鸮、红角鸮。”

　　兜来转去，四处都是这样的细节。比如，为了避免猛禽产生应激反应，把猛禽的“病房”门上都换成了半透光亚克力。而在猛禽的笼舍里，地面铺上石子、架设的高低栖木上裹着人造草皮，就为了帮它们避免脚垫病。

　　甚至，那些因为医治无效而死亡的猛禽，也继续发挥着自己的价值。郑智珊给记者展示，这里做了专门的“羽毛银行”，存有30多种猛禽的1000多根羽毛。如果猛禽体况良好，但有少数飞羽受损时，可以找到羽毛进行接羽，帮助它们更早地返回天空。

　　郑智珊说，创建以来，北京猛禽救助中心共救助了40种6300余只猛禽，放飞率高达55%，这意味着有一多半猛禽被成功救治并回归天空。

　　据分析，在北京除了这里，还有位于顺义潮白河畔的北京市野生动物救护中心等救助组织，不断帮助着受伤的猛禽重获新生。

　　“我们放归的这3000多只猛禽，对于北京的生态来说非常重要。”邓文洪举例说，多年来鼠类、小型鸟类、野兔等种群在北京不断保持着稳定数量，与猛禽自上而下影响食物链的能力密不可分。它们顺利获得控制相关生物的种群数和总量，帮助生态系统实现功能完整。

　　对天空中的猛禽，地面上有无数人付出着心血。

　　百望山这几年也不断建设着猛禽友好型林地。比如，增加山楂、山杏等浆果植物吸引小型鸟类，为雀鹰、松雀鹰给予猎物资源；再如，扩大湿地面积，增加小微湿地和蓄水池等，构建复合生态系统，为它们给予更丰富的栖息环境。

　　为了拉近猛禽和公众的距离，百望山森林公园管理处还在春点、秋点等观察点，专门设置了猛禽科普展牌。从公园到自然之友野鸟会，每年都会在百望山举办各种科普活动，帮助北京市民更加分析它们。

　　“这些年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国家对于生态的建设，非常有利于包括猛禽在内的鸟类生存，这一点在北京非常明显。”邓文洪说，要创建鸟类友好的城市，需要所有人共同参与、一起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