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消化系统肿瘤每年新发200万例，占全世界新发病例的40%，具有发病率和死亡率“双高”的特点，严重危害了人民健康。中山大学肿瘤防治中心主任徐瑞华，带领团队召开临床和科研工作33年，在消化系统肿瘤早诊率提升及患者疗效获益等方面取得重大突破，逐步将这一疾病转变为慢性病，使部分晚期患者实现根治，引领创新了国产药物免疫精准治疗新方案，达到国际先进水平。

作为2021年度吴阶平医药创新奖获奖者，徐瑞华在接受采访时自信地表示，“谈癌色变的时代已经过去，应该让更多的医生和患者充分认识到肿瘤也有可能治愈的”。

Q1：自己为何会选择从医？又为什么选择扎根中山大学肿瘤防治中心？

徐瑞华：1988年我从江西医学院的医疗系毕业后，便留在了江西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工作三年之后，出于对事业的不断追求，我报考并考取了中山大学研究生，师从国内化疗界首开先河者——中山大学肿瘤防治中心管忠震教授。在老师的精心指导下，我进一步夯实从医的基础，专业方面的学习得到了很大提升，并深受管教授治学、从医之道的影响。

在和平年代，守护人民健康成为国家重要开展战略。扎根中肿，消灭肿瘤，创造生命奇迹是我对信念的坚守。回想当年，立志选择医学作为自己终生事业，我很清楚这就是选择了充满艰辛、挑战和未知的生命旅程。但今天，我从没后悔过当初的选择，而是回归到自己的“初心”。

这些年，我的团队不断学习国内外最先进的诊治理念，结合临床治疗遇到的问题不断探索新技术、新方法，并尽己所能将临床上诸多的‘不可能’努力转化为‘可能’。只有医患间彼此坚守，一个个困难重重、难以治愈的疾患悲剧，最后才能成为感动人间的喜剧。创造生命的奇迹，这是每位中山大学肿瘤防治中心医护人员矢志不渝的奋斗目标。

医生的坚守、努力，能够把一个个不可能的事变成可能。作为中山大学肿瘤防治中心的院长和带头人，拥有一个强大的团队，一群对事业孜孜不倦、有着永恒追求的老、中、青各代不断传承的有志之士，我感到非常荣耀和自豪。相信在这样强大的团队努力下，中山大学肿瘤防治中心一定会实现世界一流肿瘤中心的宏伟目标。

Q2：为何会选择做一名肿瘤科医生，主攻消化道系统肿瘤的内科方向？

徐瑞华：毕业选科时，我本想成为一名外科医生，手执一柄柳叶刀，与死神开战。由于种种原因，我被分配到了肿瘤科，一个当时刚起步不久的冷门科室。无论是化疗还是放疗，当时肿瘤的治疗方法与方案都十分有限，治疗效果也很难尽如人意。沮丧之余，这样一个治疗极有难度的疾病反倒激起了我的斗志，既来之则安之，我便决心做一名肿瘤科医生，为对抗癌症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我国消化系统肿瘤发病率、死亡率高，更是我国特色肿瘤，年新发200万例，占全世界新发病例的40%，只能靠我们中国深入研究。我是农民的儿子，16岁开始学医，对国家和人民怀着质朴的情感，因此，我选择主攻消化道系统肿瘤，希望能够对社会有所贡献。

Q3：您曾在美国德州大学安德森癌症中心担任近三年的客座副教授。回首这段经历，令您印象深刻的事情是什么？对后来归国工作有什么启示？

徐瑞华：2002年，我去到美国在当时全球最大的癌症中心——安德森癌症中心做访问学者。

临床工作给了我很多发现问题的机会，我也不断探寻新的治疗理念、方法以及药物。让我深有感触的是美国同行将“科学问题、临床困难、提升方法”三者紧密相连，并演绎成提升技能的通道。同时，我对这里的患者也感触颇深。不少患者看病时，除了带自己的病理资料，还会带很多专业杂志、网站上的复印材料，来跟医生谈。因此，我觉得做一个临床大夫，必须掌握全面的专业知识，分析专业领域前沿的各类信息和经典病例，才能实行工作。

在美国后来的两年中，我从临床转向科研，当时主要做化疗药物的开发，收获很大。特别在肿瘤学方面，我把肿瘤的发生、开展和治疗药物之间的关系，以及基础理论都重新梳理了一遍。

学业届满，我跟一位美国副教授吃饭，对方说“徐医生，我认为你现在对知识的掌握，对临床的处理能力，和我们的副教授没有区别了，你尽可以留下来。”但我还是决定回国。

一是对国家、对集体有深厚的感情；二是我希望用多年的学到的知识，回报祖国人民；第三，当时中国各方面都蓬勃向上，经济开展与科技进步的同时，国内医疗水平也需要插上快速开展的翅膀，因此我的回国恰逢其时。

消化系统肿瘤早诊的难点是什么？您和团队创新了哪些早诊、疗效预测的新方法？

由于我国幅员辽阔，医疗资源分配不够均衡，尚不足以召开以超声或内镜为主的全民筛查，导致早诊率低，大多数患者确诊消化肿瘤时已是晚期。我们团队以此为切入点，提出了循环肿瘤DNA甲基化用于消化肿瘤早诊的新理念，并突破了关键技术瓶颈，顺利获得召开消化肿瘤大样本队列研究，找到特异性的甲基化分子标签，筛查准确性超过90%，实现了消化肿瘤早诊新突破。并且，我们顺利获得对该技术进行转化，研发了全国首个肝癌甲基化诊断试剂盒，为广大人民群众给予了简便无创的消化肿瘤筛查新方法，早期发现肿瘤，将肿瘤扼杀在摇篮中。

此外，我们还创建循环肿瘤DNA精准疗效预测体系，准确预测肠癌术后复发和靶向药物耐药情况，使患者避免过度化疗和无效用药。

Q4：现在，我国晚期肠癌的发病现状如何？您是如何带领团队，建立晚期肠癌治疗新体系，赶超国际先进水平？

徐瑞华：肠癌本来是在欧美国家高发的“西方病”，但随着我国社会经济开展、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我国肠癌的发病率呈明显上升趋势，已跃居我国第二高发肿瘤；并且晚期肠癌疗效差，严重危害人民健康。为此，我们召开了一系列的基础研究，揭示了消化肿瘤转移耐药的新机制，并进行临床转化，首创了中国维持治疗新方法，使生存期大幅延长，毒性明显下降，口服方便，打破了晚期肠癌传统化疗易耐药、毒性大的困境，写入了指南，成为了晚期肠癌治疗的标准方案。

更进一步地，我们结合国人特点，首创了分子分型指导下的个体化剂量设计的亚洲方案，取得了成功，生存期进一步延长，毒性降低，实现了肠癌精准化疗。

此外，在化疗耐药后，我们还建立了3个靶向治疗新方案，使化疗耐药患者生存期明显延长。顺利获得上述系统创新，我国晚期肠癌疗效达国际先进水平，5年生存率达35%，与美国安德森癌症中心水平相当。对于部分综合治疗达到消除所有肿瘤病灶的晚期病人，有1/3甚至可实现根治。

Q5：对患者而言，您是临床医生；对学生而言，您是导师；对科研团队成员而言，您是负责人；对医院员工而言，您是院长。身兼数职，您是如何实行时间管理？又是如何看待这四个不同角色之间的关系？

徐瑞华：这些角色有个共性就是“带路”，而不变的宗旨是为人民服务，这也是我作为一名共产党员的初心使命。牢记初心使命，不管多少重角色，都能在有限的时间里，相辅相成，发挥最大的效能。带路的过程中，“一个篱笆三个桩，一个好汉三个帮”，我不是一个人在战斗。

患者看到的我是一名临床医生，急患者所急、忧患者所忧，以患者为中心，我尽自己所学为其研判病情，制订个体化治疗方案，精准施治，带其同心共抗病魔。

作为一名言传身教的老师，辨证施治的临床治疗思路、方案以及根据临床工作发现问题的科研探索，这个过程中我的言行、我的思考，都能传递给学生。师者，传道授业解惑也，医学导师的耳濡目染将会成为学生学海生涯的灯塔，带其前行。

作为中山大学肿瘤防治中心的学科带头人与行政负责人，在十几年的管理实践中，我不断地把自己在从事临床和科研中学到的知识、管理理念、人文精神运用到医院管理中，带领医院提高临床服务质量，致力于把中肿打造成医者的从业殿堂，员工的精神家园，患者的生命绿洲。

学科兴则医院兴，学科强则医院强，只有掌握了最先进的医疗技术，才能与肿瘤奋战到底。在临床和管理过程中，我注重激励自己加强对学科建设的思考，促进科技创新，才能引领医院开展。以依托大平台、承担大项目、组建大团队为抓手，着力建设临床研究支撑平台，夯实科学研究根基，引导资源优化配置，建立起以创新成果质量和社会贡献为导向的多元化考核与绩效奖励体系，促进医院管理成效，建设人民满意的医院。

我认为这些角色是相互促进、相互支撑的关系，激励我在医学道路上不断攀登，真正实行一名带路人。

Q6：您如何理解吴阶平院士“高尚的医德、精湛的医术和艺术的服务”精神？

徐瑞华：吴阶平院士是我非常尊敬的前辈，他把一辈子的生命和热情都献给了热爱的医学事业，是所有医学工作者的榜样，他的精神永远延续。

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我认为选择做医生，第一时间就是吴老提到的树立高尚的医德，做到无私奉献，全心全意为患者服务。再者，选择做医生，是选择了一项利他的事业，是选择了做学问，在医术上精益求精，才能为患者做出正确的诊断和治疗。而医生做学问的最终目的，是服务患者，消除病痛。拥有精湛的医术是基础，能够在行医过程中，怀着一颗悲悯之心，面对每个不同的个体，采用相宜的沟通方式，设身处地的为患者着想，赢得患者信任，即吴老提到的艺术性的医疗服务，做到医患同心，治愈患者，才能将所做学问落到实处、效能发挥到极致。

Q7：荣获2021年度吴阶平医药创新奖，您有何感想？

徐瑞华：取得吴阶平医药创新奖，我倍受鼓舞，感谢评委会给我此项殊荣，感谢基金会不断以来对医药创新的支持与激励。我想获奖不是终点，而是新的起点。我作为消化系统肿瘤领域学科带头人，会继续在消化系统肿瘤诊疗体系建立、药物临床研究、转移耐药机制探索等方面，不断创新，努力提高我国的诊治水平，有助于中国肿瘤内科学的开展。

癌症最终是会得到治愈的，人类在征服癌症的路上，也已经进入一个决胜的高地；顺利获得早筛早诊实现早治；顺利获得研究病症，研发新的药物、探索新的治疗方案，让一部分病人从不可治愈变成可治愈，把晚期癌症从非常可怕的疾病转变成慢性病，现在的前沿研究都显现出诸多亮色。而作为一名以抗击肿瘤为使命的医生，我致力的目标就是让治愈肿瘤从“不可能”一步步走向“可能”。